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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理论新视野】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方略

2019-05-23 06:50 来源:漳州新闻网

  【十九大·理论新视野】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构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一些小程序甫一上线便传播甚广,恰是迎合了这些心理。

青年们争相表达着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高度认同,交流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认识。这次改革对职能交叉部门进行深度重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政治绝不是“空头政治”,而是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进行斗争绝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以历史担当和大无畏精神战胜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现在我们重提革命,是要保持革命年代形成的进取精神,持续推进社会变革和执政党自身建设。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思想,强化责任担当、敢于攻坚克难,精心研究部署、扎实推进落实,确保地方机构改革任务顺利完成,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举行相关活动。  或问,担当会怎样?当然不可能事事顺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加强改进选调生工作,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其次,要正确处理言传与身教的统一关系。

  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以党建引领为主导、党群创业为抓手、“三变”改革为平台、村级集体经济和脱贫攻坚产业全覆盖为目标的党群创业振兴乡村计划,全面提升村级党组织致富带富能力。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必然性。

  对于基层党建工作来说,尤其需要将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业务工作。

    陈希来到台江县极贫乡镇方召镇,察看食用菌菌棒厂,详细了解产业发展、产销对接等情况,询问吸收多少贫困群众就业、收入有多少。一些领导干部追求显功,目的不是真想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而是为了树立个人形象、达到个人目的,一心想弄点大动静出来,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政绩,为自己晋升提拔铺路。

  我们要深入理解勇于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更好地协同推进新时代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组织部门要及时送上解决能力问题的钥匙,注重把基层一线、脱贫一线、群众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强化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整合干部教育培训资源,设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专业能力培训班,针对干部的知识空白、经验盲区和能力弱项,开展精准化的教育培训,统筹做好跟班学习、挂职锻炼工作,形成“学得好才能干得好,学得精彩才能干得精彩”的正确“上位”导向。

  要将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成果及时总结上升为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开展。对此,我们应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现在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党领导一切,主要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着党的领导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

  

  【十九大·理论新视野】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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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康熙为何要废掉鳌拜?

2019-05-23 09:56 | 北京青年报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评论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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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康熙之所以要废掉鳌拜,固然是因为鳌拜没把少年皇帝放在眼里,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遍布鳌拜党羽,宗室贵族亦夤缘党附之,连负责廷卫的上三旗都被他控制,康熙能不急么?

《中国古代朋党史》

朱子彦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8月

◎瘦猪

《鹿鼎记》写韦小宝与一干亲贵布库(满语,摔跤)少年,合力除掉鳌拜之事,大体符合史实,不过,鳌拜仅被布库少年擒住。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康熙帝传》载,康熙念鳌拜有功而禁锢之,前者在禁所抑郁而死。其时康熙不过十五六岁,缘何对顺治帝托孤的重臣下手?普遍认为,鳌拜操纵朝纲,危及康熙,故废之。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祖宗有训,“凡事不可(大臣)一人独断”(《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即使是顾命大臣,亦不能擅自处理政务,须与其他辅臣协商,并请示皇帝或太后。康熙之所以要废掉鳌拜,固然是因为鳌拜没把少年皇帝放在眼里,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遍布鳌拜党羽,宗室贵族亦夤缘党附之,连负责廷卫的上三旗都被他控制,康熙能不急么?

可见,鳌拜之所以能与皇权颉颃,实乃朋党之力使然。铲除鳌拜党羽后,康熙又接连除掉索额图党、余国柱党与明珠党。谁知朋党如野草春生,又出现南北党争。康熙晚年时,围绕着立储问题,太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之间,甚至包括皇帝在内的帝党“大打出手”,搞得统治集团内部乌烟瘴气。这个史上在位时间最长(61年)的皇帝,为平息党争,费尽心机而收效甚微。

有清一代,党争贯穿始终。例如雍正朝三次朋党案(允禩集团、年羹尧党和隆科多党)、同治光绪时期的帝党与后党。事实上,朋党源远流长,历史寿命差不多等同整个中国历史。

横向看,由于中国是农业文明,孔儒文化、宗法社会及封建、皇权国家的综合体,故朋党现象较其他国家更为明显、严重。所以,探究朋党之起源、发展、性质与其对历史的影响,是历史研究中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通常情况下,朋党史覆盖在通史或断代史中,并不单独拿出来。例如,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争“党锢之祸”杂在汉史里,牛李党争杂在唐史里等等。至于检讨朋党及党争起到的历史作用,按照朱子彦的观点:“仅靠单个王朝的论述,则会导致碎片化,雪泥鸿爪,难辨踪迹。”国外一些汉学家如日人內藤湖南、英人崔瑞德者,于此之研究亦未跳出断代史畛域。所以关于历代党争的著述虽多,“从全貌和通史的视野而言,仍属于微观或个案研究,不仅难窥古代社会朋党政治的全貌,且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开整体研究中国古代朋党史之先河的《中国历代党争史》(王桐龄著,1922年初版)亦有着“篇幅不长,观点无甚大创新”的弊病。故《中国朋党史》之问世,应为朋党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里程碑。

朋党与政党性质完全不同。《剑桥中国隋唐史》称朋党为Factions,而非Parties。前者多由官僚士大夫及宦官组成,所图者只有权力、利益,没有党章党纲等严格的组织宗旨和组织纪律、机构,且不具备合法性。后者是近代资产阶级与议会制度的产物。朋党又叫宗派、派系、山头、圈子等等,分为阉党、官僚士大夫党、戚党、帝党、后党、逆党这几个主要类型。

在古代社会,无论换了皇帝还是王朝更迭,以血缘和地缘构成的家族宗法社会形态始终存在,它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也是产生朋党的基础。自古“皇权不下县”,地域性的大家族,实乃“维稳”的重要力量。差不多历朝历代的大家族都是“朝中有人”,在乡为乡官。汉代之县乡亭,明清之里甲保甲,无不依赖家族宗法组织。而把持庙堂者,大族门第亦占多数。例如两晋的太原、琅邪的两个王氏家族。地域性扩大造成了南北官僚集团(有时以淮河为界,有时以长江为界)的对抗。此种南北朋党斗争,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唐宋明或明显或隐晦,表现形式各异,几乎延续了整个帝制历史。例如北宋时王安石变法,令朝野震动,实则是代表北方士人利益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的中坚力量如吕诲、吴奎、文彦博等人都是北人)与代表南方士人利益的新党(以王安石为首的中坚力量如吕惠卿、章惇、沈括等人都是南人)之争。明清时,朋党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托科举的福,乡里与同年或门生座师成为“入党”最可靠的路径。

虽然历史上有过极罕见的欧阳修所谓的“君子之朋”,但醉翁老人亦只肯定其有忠君爱国之同道,并不敢承认其有朋党之实。有朋党,必有党争,它的存在对统治阶级与社会稳定都是百害而无一利。几乎所有的正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曾疾声厉色地批判过朋党,而且历代皇帝亦深恶痛绝之。但是,正如朱子彦分析论述的那样,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必然使朋党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本身所构成的朋党,即使在政治较清明的朝代,也很普遍。《红楼梦》里,葫芦僧告诉贾雨村所谓的护官符,“如今作地方官的都有个私单,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的大乡绅,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不但官爵,只怕性命也难保呢!”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临近近现代,朋党式微甚至消亡,但朋党思想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蒋介石一直头疼于派系之争,有史家认为,这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参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因此,详察朋党派系历史,于今仍具备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朋党史》状党魁人物,述党争事件,析朋党思想,囊括历代朋党演变之路,虽然南北朝至隋及辽金蒙元付之阙如,仍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研究方法最为先进的朋党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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